双目失明的陶秉坤耳朵变得格外灵敏了。那个悬挂在堂屋门前廊柱上的喇叭匣子早晚响个不停，曾令他十分讨嫌，因为它老发出一些如何搞运动的指示。而现在，他清早一起就坐到门槛上，将耳朵对准它的方向。他只能靠它来感知山外的世界了。有一天，匣子里传出从没听过的低沉的音乐声，小谷才告诉他那叫哀乐。哀乐过后有个男人在里面用悲痛的声音说，毛主席去世了。他惊得张大了嘴，毛主席万岁喊了那么多年，怎么忽然就走了呢？过了没多久，那个男人又在里面用激昂的声音说，党中央将“四人帮”抓起来了，其中那个叫江青的是毛主席夫人。他听得一愣一愣，他不明白，毛主席的堂何以也反对毛主席。城里发生的事情他永远不懂。但是，时局的变化与乡下的种田人有多大关系呢？照样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上山一身汗，下田两腿泥。他还从匣子里听见了萸江开万人大会的声音，不禁想起多年前将玉田从萸江的学生游行队伍中拉回家来的情景，好像，就是昨天发生的事一般……
过了好久，陶秉坤又被那匣子吓了一大跳：那里面传出了陶禄生的嗓门！他听得真切，虽是一口的本地官腔，却明明白白是自己孙子嘴巴里发出来的。起初，他还以为是陶禄生回来了呢。更让他惊讶的是，有人在匣子里称陶禄生为陶副县长。县长，这可是过去的县太爷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伸手在空中抓了一下，似乎想抓住那声音，把陶禄生从喇叭里拉出来问个究竟。当然这是徒劳的，他只好叫出玉山，让他到大队部去给陶禄生家打电话。
不一会玉山就颠颠地跑回来了，说侄媳陈亦清证实了，禄生确实当上了分管农业的副县长，不仅如此，他们的两个儿子晓洪与晓华，一个进厂当了工人阶级，另一个到长沙上大学去了。我们陶家喜事一箩筐呢！陶秉坤忽然耳朵就失了聪，只听得一阵喧哗之声，好像是石蛙溪发了大水。他颤颤巍巍地立起，颤声叫道，快、快帮我拿纸钱和洋火来！
他让玉山牵着，摸索到土地庙前烧了纸，磕了三个头，然后回到堂屋神龛前，又烧了纸，又磕了三个头。神龛里的祖宗牌位早在多年前被一帮红卫兵烧掉了，天地君师亲的中堂也早被领袖像覆盖了，但在他心里，那还是祖宗的位置。晚饭时，他亲自往桌上多摆了两副碗筷，还有两小盅米酒，他要给幺姑与陈梦园叫饭。他将喜事轻言细语地诉说了一遍，又说，幺姑，你在那边放心等我吧，什么都不用想了；梦园先生，禄生是你的外孙女婿，晓洪晓华虽然姓陶，也是你陈家的后代呢！他们都有出息了，你呢也可以暝目了，我也终会来那边的，到时候我还来帮你挑脚吧！他将两盅米酒泼在地上，长吁一口气，感觉一身变得轻薄如纸了。
后来，他又陆续从匣子里听到一些新鲜事。比如办了多年的人民公社也撤消了，改称乡政府了，大队也不叫大队叫村了。但他不再那么关注那个匣子里的声音了。他朴素地想，他家的喜事够多了，他满足了，人不可太贪。那个匣子呢也慢慢地懒散下来了，只是偶尔地响一响。他安静地坐在门槛上，或者禾场里，两耳捕捉着山谷里所有的声响，借此想象万物的形态。山上飘落的沙沙声告诉他楠竹林在婆娑起舞，而阳雀珠圆玉润的表明它们正忙于筑窠与求偶。他感觉时光流水般漫过他的头顶，伸手去捉，却捉不住。时光真是一条滑泥鳅呢，这么想着，一丝笑意就挂上了嘴角“个大！个大！”刚下蛋的芦花鸡婆炫耀地啼着走出鸡埘，双翅一扑飞落到禾场里。他的脸感到了鸡翅膀扇起的风，亲昵地骂一句：“不就是生一个蛋吗，你烧什么包罗！”鸡婆毫不在意，就在他脚边刨食吃。身上晒热了，他操的心也就多了：“二姣，你的南瓜秧要栽了呢，天气几多好！”二姣照例是我行我素，装着听不懂他的话，不理睬他的。他并不计较，喊不动二姣就喊福生，或者小谷：“福生、小谷，薯种埋了么？都长芽了，几寸长了？该泼大粪水了呢。生粪泼不得啾，小心烧、烧了嫩秧子！温、温床上的玻、玻璃纸出太阳就要揭开，千万莫忘记了……你们要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虽说‘作田打豆腐，称不得老师傅’，师傅还是有的……薯秧子长到尺把长，就要剪下来栽呢，‘一根薯秧三个节，多了没得用，少了难得活’，你们要照着做。有秧就要早点栽，早栽的红薯十斤重，迟栽的红薯一把根，到时莫怪我没提醒……”他嘟嘟哝哝，也不管有没有人听，兴致一来，就恨不得把他所有的作田经一一道出。讲述着一生的劳作经验时，他就感到自己在重复已往的岁月，泥土特有的香气在他四周蒸腾，将他包裹得严严实实。
这日他闲得慌了，便摸摸索索地把一只草鞋马架在长凳上，准备打草鞋。家人已经不穿草鞋了，他只是以此来松动筋骨，回味和消磨时光。他抓起一束干稻草，用皴裂的手掌搓动着，忽然，透过稻草的窸窸声，他听见一串杂乱的脚步游弋而来，进了院子。他准确地辨出，走在前头的是陶有富，他的脚步总是一颠一颠显得十分匆忙。殿后的是玉山，玉山也已是古稀之人，所以踉踉跄跄，并不比父亲强多少。倒数第二个是寿生，他总是那么犹犹豫豫怕踩死蚂蚁似的。自从陶有富当上支书，寿生成了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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